必须指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仅限于教人民读书识字，而不能教育人民明了受压迫剥削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推行平民教育的目的与中国共产党参加平民教育的动机是有区别的。然而，陶行知在平民教育运动中立志为人民大众服务，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就使他能够走向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携手奋进的正确道路上。
大革命时期，陶行知的政治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由于国共两党合作促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7]陶行知正是在大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完全接受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基于这种新的政治思想基础，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初期的合作共事关系。
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了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谋求中国三亿四千万农民的解放。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教育全校师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指导乡村教育革命。1929年3月，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识别真假三民主义和真假三民主义信徒，认为“真的三民主义只有一本，只有中山先生所遗留的一本，其余什么人解释的都是假的，都是靠不住的”。他还以是否为民众做实际工作，是否为民众解除痛苦，作为衡量真假三民主义信徒的标准。[8]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对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自“四·一二”政变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国民党新军阀的蜕变，是持有戒心的。因此，他没有倒向南京国民政府，连蔡元培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在晓庄学校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党派人士在校内活动。甚至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还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学说“有超越之见解”，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在中国实验。中国共产党鉴于陶行知的办学方针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陆续派遣党团员到晓庄学校学习、工作。1928年夏，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秘密成立了中共晓庄学校地下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陶行知虽不知道在晓庄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但中共党员办的事，只要有利于反帝反封建，有利于乡村教育革命，他都是支持的。[9]他曾接受中共党员的建议，兴办“联村自卫团”。1930年1月，中共晓庄支部联络南京其他学校的党支部，动员几百名师生在晓庄召开“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分部”的成立大会，陶行知主持大会并宣读了《中国自由大同盟宣言》。同年4月，中共南京市委组织群众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中共晓庄支部也动员了一百多名师生参加，陶行知派专人三次送信给学校师生，督促学校师生参加示威游行。这就导致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地查封晓庄学校，并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可以说，一纸通缉令逼迫陶行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作出了最后抉择：与共产党携手奋斗。